导语： 2025年10月，当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消息从斯德哥尔摩传来，整个东亚的科学界再次被这束来自北欧的强光所穿透。74岁的日本免疫学家坂口志文（Shimon Sakaguchi）因其在调节性T细胞领域的奠基性贡献而获此殊荣。这则消息在日本激起的是举国欢庆的涟漪，而在中国，则掀起了一场夹杂着羡慕、焦虑、乃至一丝刺痛的滔天巨浪。



Mary Brunkow、Fred Ramsdell与坂口志文


社交媒体上，那个熟悉的问题再次被置顶：“为什么，又是日本？”


截至此刻，如果将坂口志文计入，日本籍的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已达30位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中国本土，这片拥有14亿人口、GDP总量稳居世界第二的土地上，获此殊荣的科学家，仅有屠呦呦一人。即便算上获奖时非中国籍的外籍华人，如杨振宁（已回归中国籍）、李政道、钱永健等，总数也不足10人。





那么，日本究竟是如何培育出如此众多荣获诺奖的科学家的？中日两国在哪些环节出现了差距？


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对比，这是一面镜子，映照出两国在科技、教育、乃至整个社会文化深层结构上的巨大差异。当我们的航天器已经可以触摸火星的土壤，当我们的移动支付已经让世界惊叹，为什么在象征人类智慧之巅的诺贝尔科学奖殿堂上，我们却总是那个寂寞的看客？


这背后，没有阴谋，也没有捷径。有的，只是一个国家长达半个世纪的“笨拙”坚持，和另一个国家在高速发展中“欲速则不达”的时代焦虑。


一：震惊世界的“50年30个诺奖”计划——一个民族的远见与“愚蠢”


故事要从2001年讲起。那一年，中国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，举国上下都沉浸在拥抱全球化、经济即将腾飞的乐观情绪中。而在海的另一边，日本政府却在《第二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》中，悄悄地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近乎“狂妄”的目标：“力争在50年内，让日本的诺贝尔奖得主达到30人左右。”


在那个“效率至上”、“GDP为王”的年代，这个目标听起来如此虚无缥缈，甚至有些“不切实际”。一个国家的科技政策，不去量化专利数量、不去考核产业转化率，却把目标定在一个无法预测、充满偶然性的奖项上？这在许多人看来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


然而，这正是理解日本诺奖“井喷”现象的第一个，也是最关键的“密码”。


这个计划的本质，并非一个急功近利的KPI考核，而是一份面向未来的国家级承诺。它向日本全社会释放了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：我们愿意为了最纯粹的、最不确定的、最“无用”的基础科学，赌上未来50年的国运与耐心。


承诺不是空话，而是真金白银的投入。从2000年到2021年，日本在基础研究上的投入，平均占其科研总经费的12.28%。这是一个什么概念？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2024年，我国这一比例为6.91%。虽然相较于2020年已经增长了70%，取得了长足进步，但与日本长期的稳定投入相比，差距依然明显。


这多出来的5个百分点，就像一片广袤的“战略留白”。在中国的科研体系里，每一分钱似乎都渴望能立刻听到回报的声响——今天投入，明天就要看到论文，后天就要看到产品，大后天最好就能转化为市场价值。我们更偏爱那些“收益高、见效快”的应用技术，而对于那些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开花结果，甚至可能永远都不会开花的基础研究，我们总是缺乏足够的耐心。





科幻巨作《三体》中，三体人为了锁死地球的科技，采取的终极手段就是扼杀地球的基础物理学。因为他们知道，没有基础科学这棵“树根”，应用科技这棵“大树”无论看起来多么枝繁叶茂，最终也只是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。


日本的决策者们，显然也深谙此道。他们用国家战略的形式，为那些甘愿坐冷板凳、仰望星空的科学家们，撑起了一把巨大的保护伞。


2025年的获奖者坂口志文，就是这把伞下最典型的“果实”。他的调节性T细胞（Tregs）研究，始于上世纪80年代，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，这项研究远离市场、远离资本、远离一切喧嚣和热点。它只是一个关于“我们身体里的免疫系统为何不会攻击自己”的根本性问题。这个问题很“笨”，很“慢”，很不“聪明”。但正是这种长达数十年的“笨功夫”，最终为癌症免疫疗法、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治疗带来了革命性的突破，也为坂口志文赢得了科学界的最高荣誉。


二：两种截然不同的“人生游戏”——“自由的灵魂”与“被KPI绑架的大脑”


如果说国家战略是顶层设计，那么科研体制就是决定科学家日常“呼吸”的空气。而中日两国科学家的“生存游戏”，规则截然不同。


在日本：一个允许“慢慢来”的自由旷野


上世纪90年代后，日本推行了广泛的大学“法人化”改革，核心是“学术自治”。这意味着政府不再用统一的、僵化的指标去考核大学和科学家。大学教授拥有极大的自主权，可以凭借自己的学术兴趣和良知，去选择研究方向，哪怕那个方向全世界只有几个人在研究。


更重要的是，日本为有潜力的青年学者提供了稳定的中长期职业保障。一个博士毕业的年轻学者，一旦获得教职，就不必再为三五年后的生计发愁。他不必为了评职称、拿项目，而去追逐学术热点，放弃自己内心真正热爱但“冷门”的课题。


这种制度，赋予了日本科学家一种近乎“奢侈”的安全感和耐心。他们敢于去从事那些“无用之学”，因为他们相信，真正的“大用”往往诞生于最纯粹的好奇心。


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中村修二，在一家小公司里默默研究了十几年无人看好的蓝光LED，最终改变了世界。201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大隅良典，终其一生都在研究酵母细胞的“自噬”现象，一个听起来无比枯燥的领域。他在获奖后说：“我只是喜欢做别人不做的事情。”


这种“我喜欢”，在日本的科研体制里，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尊重和保护。体制巧妙地“为创新让步”，经费评估更看重原创性和长期潜力，而非短期的论文数量或经济效益。科学家可以心无旁骛地做一场持续十年、二十年，甚至一生的“科学长跑”。


在中国：一场停不下来的“通关打怪”


相比之下，中国的青年科学家们，从踏入学术圈的第一天起，就仿佛置身于一个关卡重重、时刻需要“打怪升级”的紧张游戏中。


“帽子工程”、“唯论文论”、“学术行政化”，这三座大山，压得许多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喘不过气。


一个刚回国的“青椒”（青年教师），面临的是“非升即走”的巨大压力。他必须在短短几年内，申请到项目、发表足够数量和影响因子的论文，才能保住饭碗。在这种高压下，谁敢去碰那些高风险、长周期的原创性难题？最理性的选择，自然是跟随国际热点，做一些“短、平、快”的研究，以最快速度产出论文，拿到下一个项目的“入场券”。


“帽子”（如各种学者、杰青头衔）更是成为一种无形的枷锁。一旦戴上“帽子”，就意味着更多的资源和更高的地位，这使得整个学术圈都弥漫着一股争抢“帽子”的浮躁风气。科研的目的，在某种程度上，从“探索未知”异化为了“谋求头衔”。


更深层的是“学术行政化”问题。许多有潜力的科学家，在学术生涯的黄金时期，却不得不将大量精力耗费在填写表格、应付检查、处理人际关系等行政琐事上。当一个科学家开始热衷于当“老板”、拉项目，而不是趴在实验台前，他的学术生命其实已经开始枯萎。


在这种“重部署、轻探索”、“急功近利”的价值导向下，我们看到的是：中国的专利数量世界第一，论文总量世界第一，但在最需要“十年磨一剑”的原始创新领域，却始终难以诞生大师级的突破。我们的科研体系，更像一个高效的“应用转化”工厂，而非一个培育“思想火花”的苗圃。


三：从“我的理想是科学家”到“我的理想是网红”——被磨平的好奇心


诺贝尔奖得主，归根结底是人。而一个国家能培养出什么样的人，根子在教育。


在日本，教育界常常反思一个词——“余裕”，即从容、宽裕。他们认为，过度的竞争和压力，会扼杀孩子的好奇心和创造力。因此，从小学阶段起，日本的教育就极其注重自然体验和动手实验。老师会带着孩子们去田野里观察昆虫，去海边捡拾贝壳，鼓励他们提出千奇百怪的问题，而不是急于灌输标准的答案。


这种教育理念，让“因为热爱而从事科研”成为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。科学，不是试卷上一道道冰冷的题目，而是童年记忆里那只蝴蝶的翅膀、是实验室里第一次点亮的灯泡，是一种源自内心的、最纯粹的冲动。


反观我们，应试教育的烙印，深深地刻在了每一代人的成长轨迹里。从幼儿园开始，孩子们就卷入了无休止的“鸡娃”竞赛。无尽的试卷和标准答案，像一台精密的打磨机，一点点磨平了孩子们的好奇心和想象力。


即便在激烈的竞争中杀出重围，进入顶尖大学，我们的孩子在选择专业时，考虑更多的往往是“哪个专业好就业”、“哪个行业是风口”，而非“我内心真正喜欢什么”。功利主义的价值导向，从教育的起点，就已经渗透到了终点。


一个令人唏嘘的社会现象是，几十年前，当被问到理想时，许多70后、80后会脱口而出：“当一名科学家。”而今天，当同样的问题抛给00后、10后的孩子，答案变成了“当网红”、“当明星”。


这背后，折射出的是整个社会价值观的变迁。在日本，科学家是备受尊崇的“国民偶像”。每一次有新的诺奖得主诞生，都会成为现象级的社会事件。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他们的奋斗故事，他们的事迹被编入教科书，成为激励一代代年轻人的精神灯塔。这种“全民崇尚科学”的浓厚氛围，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巨大财富。


而在我们这里，尽管我们比任何时候都强调“科技是第一生产力”，但在社会文化的潜意识里，对科学家的尊重和理解，似乎还远远不够。我们惊叹于他们带来的成果，却鲜有人愿意去倾听他们数十年如一日的寂寞与坚守。


尾声：巨龙的转身——我们不缺实力，缺的是耐心


写到这里，绝非意在吹捧日本、贬低自己。事实上，近年来中国的进步有目共睹。科研投入的总量已位居世界前列，基础研究的经费占比也在逐年提升，在人工智能、量子计算、新材料等前沿领域，我们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追赶，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经实现领跑。


但要实现诺贝尔奖级别的“井喷”，我们需要的，是一场深刻的“软件”升级——一场关乎体制、文化和价值观的自我革命。


我们需要进一步改革学术评价体系，打破“帽子”和“论文”的魔咒，给予科学家更大的自主权和更长的考核周期，建立一个真正“宽容失败、鼓励原创”的科研生态。


我们需要从基础教育开始，摒弃急功近利的应试思维，像爱护眼睛一样，去爱护每一个孩子的好奇心，让他们因为热爱而非功利，去选择科学的道路。


我们更需要整个社会，从政府、企业到每一个普通民众，都多一份尊重和耐心。理解科学探索的长期性和不确定性，不再用“有没有用”的短视目光去衡量科学的价值，共同承担这份等待“无用之学”结出硕果的风险。


在现代文明的赛场上，国家之间真正的较量，早已不是“手撕鬼子”式的民族主义狂热，更不是“双赢就是中国赢两次”的盲目自大。真正的超越，来自于冷静的自省和在基础科学领域脚踏实地的耕耘。


科学创新没有捷径。日本的成功，是其半个世纪前种下的种子，在今天开花结果。我们今天种下的种子，也必将在未来的某一天，迎来属于中华民族的科学盛景。


那一天，当喜讯再次从斯德哥尔摩传来，我们希望听到的，不再是充满焦虑的“为什么”，而是一句发自内心的、水到渠成的：“看，我们的科学家，真棒！”


这，需要我们这一代人，拿出比日本更长远的远见和更坚定的耐心。这条路很长，但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走。